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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募资端，刘健钧认为应完善资本导入机制，拓宽多元长期资本来源。首先，应鼓励发展母基金。政府有必要以适当资金发起设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创投母基金，吸引高净值个人、保险资金、企业闲置资金等难以直接从事创投的资本进入。其次，要扭转政策性创投引导基金与国有商业性母基金混同运作，进而导致“职能越位、职能缺位”双重错位的局面，使政策性创投引导基金回归引导子基金投资早期企业的政策性定位。最后，刘健钧表示，鉴于保险资金并非公共财政资金，宜尊重保险资金与创投基金的市场化运作，允许保险资金所投资创投基金自主投资各个阶段的创业企业。前期应允许其选择风险相对小的、主要投资中后期企业的创投基金，待风险控制能力逐步提升后，再鼓励其自主选择风险相对大的、主要投资早期企业的创投基金。同时，鼓励保险机构建立健全“按基金组合和完整存续期”进行考核的激励与容错机制。

　　退出是畅通“募投管退”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在刘健钧看来，退出端的核心是推进注册制走深走实，疏通多元退出渠道。“如能推进注册制走深走实，则优质企业便能形成稳定的上市融资预期，创投机构也能形成稳定的资本退出预期。这样，创投机构便有了选择通过并购或是通过上市实现资本退出的主动权，加之在真正的注册制下能够形成更加有效和公平的股价参照体系，故创投资本选择通过并购方式退出也能与对手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刘健钧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