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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十五五”时期国内企业发展也存在许多机遇。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提速，为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供更清晰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空间，企业有望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并形成新增长极。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推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和规则统一程度提升，将有助于降低企业制度易成本，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为企业规模化扩张与跨区域布局创造条件。三是新质生产力培育成为政策主线，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系统优势”跃升，为专精特新企业、高技术企业和平台型企业提供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战略突出位置，明确其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核心定位。企业既是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的直接实施者，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载体。立足上述战略部署，财政金融政策精准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核心目标，综合运用税收调节、财政投入、政府采购、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工具，既靶向支持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又强化政策协同联动与制度型保障，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总体来看，财政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策引导、成本调节、资本形成和生态构建四条路径，形成相互衔接、协同发力的支持体系。

　　政策引导是财税政策支持企业发展的首要路径，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信号，引导企业调整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一方面，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财税政策清晰传递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及未来产业布局的战略导向，为企业发展规划调整提供明确预期。另一方面，政策引导还强调多种工具的协同运用。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共性技术攻关，推动企业在产业链协同中提升技术能力。通过上述机制，财税政策将国家产业战略有效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执行的发展方向。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普遍面临研发投入高、转型成本大、融资成本偏高等约束。财税政策通过精准调节成本结构，为企业释放创新和转型空间。一方面，聚焦企业创新研发、数字化绿色转型、融资运营等核心成本痛点，建立分层分类的精准施策体系。对行业龙头、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主体，通过“先投入后补助”等政策工具，减轻“卡脖子”技术攻关的前期资金压力；对中小企业则通过“六税两费”减免、转型成本专项补贴等政策兜底转型升级核心成本，破解“不敢转、没钱转”的困境。另一方面，借助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贷款贴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工具降低融资贵问题，同时优化税费优惠“即申即享”流程，减少政策兑现的时间与人力成本。通过精准纾解企业成本压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资本形成是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和规模发展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周期长、风险高、资本耐心不足的问题，财税政策通过财政与金融协同，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体系。第一，以财政资金为牵引，通过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平台发挥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产业集聚，同时借助财政贴息、攻关专项资金等提供“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实施阶梯式资金支持。第二，通过创投投资抵税等税收政策降低创新融资税负，提升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形成行业内资金运用的良性循环。第三，构建多元化风险共担网络，通过风险补偿、增信支持等方式打消金融机构顾虑，撬动信贷资金投放，同时支持发行特色金融债券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第四，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完善，推动长期机构投资者落实长周期考核、提高权益配置比例，引导“长钱长投”创新领域，最终形成全链条资本闭环，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持续资本动能。通过构建全周期资本支撑体系，为科技攻关和产业链关键环节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

　　企业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能力，也高度依赖所处的发展生态。“十五五”时期，财税金融政策通过生态构建路径，着力打造有利于企业成长和产业协同的制度环境。第一，在产业主体培育方面，通过企业梯队培育补贴、产业集群奖补等政策推动形成金字塔型企业梯队，借助产业链协同供应链金融贴息等方式强化上下游协作，降低产业整体交易成本。第二，在创新生态构建方面，依托创新联合体补助、孵化器税收减免等政策打造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促进企业深度融合；通过绿色制造补贴、环保设备抵税等政策引导企业节能降碳，培育绿色产业生态。第三，在要素与配套支撑方面，借助优化公共服务质量，加强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政策引导优质要素集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第四，通过财政定向投放与金融配套支持引导双向推进，构建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生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与安全水平。

　　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优惠多少”，而是“政策是否稳定、能否长期可预期”。一方面，对实践证明有效的创新激励政策，应提高制度层级与稳定性，减少临时性、碎片化调整带来的预期扰动；另一方面，推动税收优惠由“项目制、申请制”向“规则明确、自动适配”转型，通过明确适用条件、简化口径解释、统一地区执行标准，显著降低企业的政策识别成本与合规风险，使企业敢于做中长期研发投入与产能布局。同时，系统清理整合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清理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方向不符、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政策，将政策资源集中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绿色低碳转型、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等对企业长期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领域。

　　企业经营的真实痛点往往体现在现金流上。“十五五”时期财税政策应从企业现金流改善入手，强化对研发、数字化与绿色转型的精准支持，推动财政政策从“减税降负”进一步升级为“现金流支持”。一是优化留抵退税与税费缓缴等制度安排，结合行业特点与企业生命周期探索分级分类支持，使企业在扩产、技改、研发等高投入阶段获得更及时的税收返还与现金流补充。二是降度易成本，通过“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扩围提效，减少企业在材料准备、反复审核、跨部门跑动中的时间成本，让政策红利真正可获得、可兑现、可量化。三是强化转型成本补偿机制，对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中形成的设备更新、工业软件、节能改造等关键支出，形成税收抵免、财政奖补、贴息支持的组合拳，帮助企业把“转型风险”转为“转型收益”，提升企业转型的可行性与积极性。

　　“十五五”时期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已从“融资贵”进一步演化为“融资难、耐心资本不足”。因此，“十五五”时期应把财政金融协同作为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但协同的目标必须落到企业端，让企业融资更容易、成本更可控、期限更匹配。第一，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引领作用。构建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设立融资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强化财政对融资担保机构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担保门槛与成本。第二，实施财政贴息及风险补偿双重保障机制。扩大贴息政策覆盖范围，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业链协同创新的贷款实施差异化财政贴息。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财政资金与金融机构按一定比例分担企业贷款损失，引导金融资本下沉。第三，建立政策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纳税信用融资服务平台，将共享数据从纳税申报扩展至社保缴纳、公积金缴存、海关信用等全方位政务数据，精准识别企业融资需求，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

　　针对企业创新中“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应完善差异化产业税收支持体系，推动税收优惠政策设计从研发端向应用端延伸，实现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在前端，加大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与研发投入的税收支持，完善增值税加计抵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在中端，强化资金流保障，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与行业经营特点及企业生命周期相适应的分级定额退税制度，为持续创新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在后端，强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如对技术转让、许可所得给予更优惠税率，落实和完善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投资抵扣适用范围和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创新。

　　企业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发展预期的核心前提。构建企业权益全链条保护体系，破除市场壁垒，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安心发展的一流营商环境。第一，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税费优惠政策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地方自主制定优惠政策的红线底线，从源头上杜绝“政策洼地”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降低企业跨区域布局的合规成本。第二，提升执法统一性，完善政策口径解释机制，减少自由裁量空间，特别是在新业态、新模式领域应加快明确界定标准，降低企业在交易性质认定、税率适用等方面的合规风险。第三，强化企业权益保护与公共服务供给，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体系建设、合规辅导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提升企业创新成果的安全性与可预期收益，增强企业长期投入的信心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