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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法治建设方针构成了一个完整闭环。与前十二字方针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相比，全民守法却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践机制的双重滞后性。因应这一现实，法治传播学作为法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新型学科，正符合全面守法从传统普法向现代法治传播转型的深刻需要，正回应数字时代重构法律知识公共化传播体系的全新挑战。因此，阐明数字时代法治传播学对全民守法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对法治传播学的深刻影响、数字时代法治传播学范式重构的路径，对最终构建一个适应数字时代、促进全民守法的法治传播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传播学者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进一步表明，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法治传播的时空维度，使得法律知识的流动和接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数字技术的迭代已经重构了法治传播的底层逻辑。传播主体从单一权威机构向多元参与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权威机构、专业媒体、算法平台、公民个体）扩散，传播形式从线性叙事向多维交互（包括法条文本、案例解读、互动模拟、情感叙事）转变，传播平台从集中控制向分散生态（包括政务平台、商业媒体、社交网络、智能终端等的全域覆盖）演进，传播范围从地域限定向全球覆盖延伸。

　　这种传播逻辑的转变带来了三方面影响：一是数字赋权使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主体地位，法治传播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多向对话；二是算法推荐技术通过用户画像，实现了法律信息的精准投放，但也同时因为算法逻辑对个体需求的精准捕获，形成了新型信息控制。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理论揭示，个性化推荐可能导致法律知识的认知偏差，使公众陷入自我强化的法律认知闭环；三是数字技术异化加剧了传播内容的娱乐化倾向，导致了法律知识的碎片化理解、法治价值的娱乐化消解以及公共议题的私人化转向。

　　数字时代法治传播的范式重构需要构建技术赋能、制度规范、文化培育三位一体的新型理论框架：在技术层面，开发兼顾算法效率与价值引导的智能传播系统，引入智能法律问答系统、案例模拟平台等数字工具；在制度层面，完善算法透明度制度、内容审核机制、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法治传播治理体系；在文化层面，通过数字素养与法治素养教育，培育具有数字素养的法治传播主体。这种系统化推进策略，能够有效应对数字时代法治传播面临的复杂挑战。

　　在法治传播人才培养路径上，需要构建完善的数字素养、传播素养与法治素养（简称为三维素养）相融合的教育体系：一是构建数字时代法治传播人才的三维能力体系，基于三维素养目标，这一体系突破了传统法学教育偏重知识灌输的局限，强调法律解释能力、传播转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的协同发展。二是开发法律+传播+技术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培养复合型法治传播人才。课程体系应包含基础理论、专业核心和实践创新模块。基础理论模块需涵盖法理学、传播学原理和数字技术基础。专业核心模块应设置法治传播实务、新媒体内容生产和算法伦理等特色课程。实践创新模块则要通过模拟法庭、虚拟现实案例分析和数字传播项目等实践形式。三是课程内容上设置交叉复合内容，包括法律知识、传播知识与技术知识，可引入外部专家授课。宁波大学法学院的法律传播学便是此种模式。四是创新法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机制。应当构建过程性评价、成果性评价、增值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利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学生成长轨迹，通过数字作品集展示能力发展，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人才培养质量。这种评价机制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复合能力情况。